【文/观察者网 阮佳琪】炒股配资找配资
当地时间8月13日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（ABC）的气候事务记者乔·劳德（Jo Lauder）发表长文，探寻中国这个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首个电气化国家的缘由。
尽管这篇长文中仍然难改西方媒体惯常的春秋笔法、傲慢视角，但乔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中国确实主导着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行业，加速了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，推动世界迎来“电气化国家”的时代。
文章开篇，她便惊呼，仅一个月的时间，中国在今年4月的太阳能发电月装机量，就超过了澳大利亚自2001年以来的装机量总和。
中国能源局数据显示，4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45.2GW，同比增加214.7%，环比增加123.4%；另据澳大利亚光伏研究所（APVI）最新数据，截至今年3月，澳大利亚光伏在过去近25年里的累计装机量堪堪超过40GW，占全国发电量的近20%，而这已经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如此对比，足以“说明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接受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速度惊人”。
这也不免让乔想起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研究员约里特·戈森斯（Jorrit Gosens）的一句调侃，“如果你今天去北京，可以站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，发现那里最吵的东西，可能是一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。”
中国每年新增的清洁能源产能ABC报道截图
回顾中国转向可再生能源战略的来路，乔写道，20世纪末，成为“世界工厂”的中国，在工业化进程中向现代化建设发展，但随之也深陷环境破坏和空气污染的漩涡中。
然后，“这个国家就开始以一种许多所谓‘民主’国家难以想象的规模和速度，全力投入清洁技术领域。”
以《中国制造2025》这项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为例。中国制造业寻求转型升级的同时，重视“绿色制造工程”，“节能与新能源汽车”位列十大关键领域之一。
能源智库Ember的中国首席分析师杨木易告诉乔，中国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各个组成部分，尤其是风能、太阳能、电动车和可用于交通及储能的电池。
他进一步表示，在崛起为工业强国的过程中，中国意识到，通过在同一地区建立涵盖产品全产业链的生产中心，可以最大化产出。这个思路同样被应用到可再生能源领域，例如在汽车厂附近建立电池厂。
杨木易提到，期间中国政府向绿色行业提供了大量支持，比如补贴。他同时也强调，“中国政策支持背后的逻辑一直很清楚——这种支持并不是无限期的。这不是单纯的补贴，而是科学规划、持续投入和有针对性的支持。”
“这个十年计划是一个很有趣的政策，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，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技术制造商。他们让自己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得不可或缺”，智库“气候能源金融”的中国合作负责人王涵说。
十年后的今天，这一清洁能源转型令人震惊。乔指出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一半的光伏太阳能装机、一半的风电装备和一半的电动车，排放量显著下降。
文章引述英国气候科学和能源政策调研机构《碳简报》（Carbon Brief）的最新分析称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的排放量下降了1.6%。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30%，“这对气候行动来说是一个关键里程碑”。
凭借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，这种高速发展也降低了全球电气化成本，使中国成为清洁技术的世界领导者。《碳简报》的数据同样显示，单在2024年，中国的清洁能源出口就使中国以外的全球排放减少了1%，并将在未来30年持续发挥作用。
“中国成功帮助世界降低了转型门槛，这让其他国家更容易加入，”杨木易说，“转型必须要可负担，否则很多发展中国家会非常困难。”
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出口迅速抵消制造业排放
这与另一超级大国，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乔直言，特朗普政府正将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弃之不顾，开历史倒车，重回“钻井、钻井、再钻井”的老路上去。
在杨木易看来，两国对能源路径的不同选择，出于更深的战略思考，“这不仅仅是履行环境义务或国际承诺，也不能完全用就业和投资等经济利益来解释……中国相信传统的化石燃料增长模式不可持续，而且越来越无法支撑长期繁荣。”
“作为支撑经济运转的基础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”，他说。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戈森斯同样提到能源安全问题。他解释道，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，促使各国开始认真思考能源安全问题。人们认识到一个残酷现实——谁能掌控能源供应，谁就能左右国际市场。
“对于中国而言，尤其如此。因为它在天然气和石油方面非常匮乏。”而电气化正在改变这一点，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，中国正逐步降低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。
中国的快速电气化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。戈森斯说起，20世纪由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的国家主导，许多战争都为争夺这些资源而爆发。如果电气化推进顺利，这种局面也会改变，因为大多数国家将生产自己的电力。
“即便你的自然资源条件很贫瘠，也可以从太阳能板中获取不少电力。这真的在改变地缘政治，”戈森斯说，“可再生能源是最安全的能源形式……你能同时避免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。”
世界各国加速电气化，同样给澳大利亚这个全球主要的煤炭和天然气出口国带来启示。
“世界其他国家会决定还会买多少我们的煤炭、天然气和铁矿石。我认为最大风险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，而这些变化的速度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快”，戈森斯补充道。
气候能源金融的王涵进一步指出，在能源转型这样的复杂领域，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短板，往往在于对中方举措“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理解”。
王涵坦言，中国的转型成功，让她对气候危机的前景更有信心。
“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、人口最多的国家。他们在短短十年内做到这一点，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未曾取得过的成就，”她说，“因此这非常鼓舞人心。亲眼看到这一点，让我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抱有希望…… 这里有值得借鉴的经验。”
杨木易补充说，如今，全球都在试图摆脱围绕化石燃料建立的整个现代工业经济，“这意味着我们正围绕新兴的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重建经济，而中国现在已经确立了迈向清洁能源未来的方向。”
“你能想象中国有一天说‘我们要回到燃油车时代，而不是发展电动汽车’吗？这绝不会发生，也不可能发生……这种势头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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